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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醒龙沧桑过后,才有感动

刘醒龙沧桑过后,才有感动

刘醒龙:沧桑过后,才有感动(一)来源:作者:【】浏览:1293次评论:0条。

利落的寸头,匀称的身材,时尚的黑框眼镜,简单合体的休闲服……近日,著名作家刘醒龙做客河北文学馆读书荟活动,带来一场题为《文学的正途》的讲座,分享多年来他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收获的心得与经验。

记者眼前的刘醒龙精神干练、思维活跃,很难想象他已过耳顺之年。

从1984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《黑蝴蝶,黑蝴蝶》至今,35年来,他锲而不舍地躬耕于文学田园,结出一个又一个硕果:中篇小说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,长篇小说《天行者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,《蟠虺》《上上长江》《黄冈秘卷》等作品相继推出,备受文坛关注……“写作是过日子,获奖是过年。 过年是大家找个机会热闹一下,但重要的仍然是过日子。

”刘醒龙如是说。

在石期间,记者对刘醒龙进行了专访,且看他如何用辛劳和汗水把这“日子”过得风生水起。

“写作要自始至终尊崇内心的想法,这也是一种创作的‘初心’”记者:您自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,依然笔耕不辍,保持着强劲的创作势头,推出了多部高质量的作品。

长篇小说《黄冈秘卷》是您的最新力作,并入选日前揭晓的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,可见读者和业界对它的认同。

我们注意到,在这部作品中,您用了“我们的父亲”这种特别的称谓,通过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变幻,表现出刘氏先人的勤谨耐劳、忍辱负重、正直忠勇、执拗端方的品质,进而追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根脉。 这种文化的根脉,是否就是您在书的后记中提到的“贤良方正”?刘醒龙:也可以这么说。

其实,当初在书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,我并没有太多想法,处处随着性子,凭借着一种创作的感觉引领着自己写下去。 直到写完后静下来,我才突然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。 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圣天门口》,我在写作过程中曾有写成史志的想法,出版后却被广泛理解为书写家族。

而《黄冈秘卷》的情况正好相反,小说刚一发表,就被定性为史志,而我本来只是想好好写一写几位很有代表性的父辈。

在后记中,我写了一句话:“为故乡立风范,为岁月留品格。 ”我一直觉得,养育我们的故乡是非常伟大的,只是我们并没有深入了解过它,对它的品性常常视而不见。

年轻时我对故乡有种种偏见,现在越走越发现,故乡太了不起了。

有一种品质,潜藏在祖祖辈辈的先人血脉中,和他们一起生长。 从爷爷到父亲,再到故乡千千万万的乡亲,他们都是普通人。

四十岁以前,我看重他们身上的血性,如今,我更看重从他们身上延续到自己心里的血脉,常常被他们身上那种贤良方正的细小印记所震撼。

这种被细小印记所带来的感动,恰是与内心彻底融合的沧桑。

记者:看来,您的父辈以及故乡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着很大影响。 刘醒龙:是的,父亲对我们而言,不是纪念碑,而是有血有肉的、鲜活的、有影响力的一个人。

2012年深秋,父亲在88岁上病逝,这个年纪也算是高寿了,但我心里还是没有丁点准备。

这个准备不是说后事什么的,而是自写小说以来,一直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,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,我并没有认真想过。

在给父亲守灵到最后送别的几十个小时里,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散文《抱着父亲回故乡》,那样的文字是后辈对长辈的纪念与情怀,真的用它来言说父亲这辈子,是远远不够的。

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,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来看,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。

越是用心去写,越是发现他们这一代人看上去平凡普通,貌不惊人,但在他们所面对的岁月里,其心其意,其行其为,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。 而用“我们的父亲”这样的称谓,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“我们”,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“寻根”、90年代的“写实”,在又一个百年的背景下,为“父亲”铸造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,这理应成为与“父亲”最亲近的“我们”的责任。

记者:您的这种创作状态真的很令人羡慕。

对于一部长篇小说,在写作前不去预设而能够无拘无束地随性创作,对很多作家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。 您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?有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的写作技巧?刘醒龙:写作要自始至终都尊崇内心的想法,这也是一种创作的“初心”。

自己渴望写什么,笔端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什么,不能硬写。 我写《黄冈秘卷》这部作品时,有一种自由洒脱的境界,如果非要找一个原因的话,可能就是通常所说的无欲无求。 有些作品在阅读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,作家在写作时是有一种欲望在推动着前进的。 比如《基督山伯爵》字里行间都弥漫着复仇的情绪。

写作要投入,但我不提倡过度投入。

投入过度往往容易使自己陷进去,造成作品中欲望太过张扬。 写作时,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,情绪高涨时要让它平息一些,情绪低落时就需要停下来等一等。

豪情万丈状态下写出来的漂亮文字,回过头来看是不真实的、靠不住的。

写小说一定要有故事,在小说中设置“包袱”,对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负责到底,对笔下的人物进行系统管理,哪怕这个人物在开篇只有二三十字的描写,也要在后面有所交代,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心。 这些都是写作的基本技巧。 基本技巧永远不会过时,是符合写作的基本规律的,关键看作家如何利用、体悟和表现。

记者:谈到写作技巧,您的几部长篇小说,不管是六年三易其稿的史诗性长篇小说《圣天门口》,还是《天行者》《蟠虺》《黄冈秘卷》等,都立足于故乡,将宏大的时代风潮、历史烽烟与民间底层人物的命运紧紧融合,真实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性嬗变的历史进程,一直在悲凉与柔情的文字中深刻反思人性。 在写作中,您如何处理这种“小人物的大命运、小地方的大历史、小故事的大道理”?刘醒龙:我们身处小地方,每天接触到的也都是小人物、小故事,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都附载着时代的变化。 我生长于鄂东大别山区,那个地方的历史和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相通的,生长在那里的人们有着与时代同样伟大的命运,他们的生命与时代的步伐融合在一起。 有人认为《黄冈秘卷》是对地方性知识的全面呈现,是一部宏大的黄冈志。

其实,相比别的作品,这部小说方志特征只是手段。 小说写到长辈们常常提起的“贤良方正”品质,这四个字最能概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,显然不再是一个小地方的地方志了。

文化有地域性,文化又是无地界的。

福克纳曾说过这么一句话:“我的一生都在写一个邮票大的地方。 ”他为什么把自己的故乡比作邮票而不是其他的事物,比如汤匙、酒盅或者火柴盒呢?因为邮票可以通达世界,尽管它很小,却能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。 “作家要进入生活深处,发现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生活真相”记者:您曾说过,一个小人物,尤其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,一类人、尤其是一类处在社会底层的人,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,从来就是一条贯穿自己小说的命定线索。 在您的作品中,我们可以看到您似乎更愿意以温情的善意来谅解人性的弱点。

这种“对人的关怀、对生命的关怀”是您一直以来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吗?刘醒龙:要相信别人、相信自己都是向善的。

要相信时代、相信历史、相信生活、相信自然、相信世间万物。

只有相信,自己面对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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