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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诗学性情论 (文查洪德) 第一頁 日本传统图案

元代诗学性情论 (文查洪德) 第一頁 日本传统图案

  “吟咏情性”(或称“吟咏性情”)是中国诗学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命题,有人称之为“诗学本体论”①。

在元代,这一命题使用频率之高为前代所未曾有,元代甚至有以“性情”名其诗集者,其书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作者周巽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六十八《性情集》提要云:“巽诗格不高,颇乏沉郁顿挫之致。 然其抒怀写景,亦颇近自然,要自不失雅则,集以‘性情’为名,其所尚盖可知也。

”这显示了时人对诗学领域“性情”一词的倾向性认识,也即不求格力,不求厚重,不求沉郁顿挫之深致,诗风自然而典雅。 这不同于宋诗的精神,而与宋末晚唐派诗风相近。

  但这种认识远不能概括元人对诗学领域“性情”一词的理解,元人的理解要泛杂得多。

元人论诗,几乎言必称“性情”,但在不同时期、不同论者那里,其含义是远不相同的,甚至是矛盾对立的。

在这个诗学论题中,包含了元代论者对诗歌属性和功用的认识,以及他们的诗歌理想、诗风追求等。

考察元人对“吟咏性情”一语的不同理解,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。

这里还有一个带倾向性的现象需要说明,即元代的讲学家多使用“性情”一语,而诗论家多使用“情性”一词。

两种表述虽然大体含义一致,但还是有差别的:使用“性情”偏重于对“性”的强调,使用“情性”则较多关注“情”。

  “性情”本是哲学概念。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,它是人性论的话题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: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 ”《孟子·告子》:“生之谓性”。 《荀子·性恶》:“凡性,天之就也,不可学不可事也。

”《荀子·正名》:“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”,“不事而自然谓之性。 ”所谓人性、天性、本性,都指人先天的禀赋。

这一点是各家的共识。 不同的是,在孔子那里,“性”是人后天发展的自然基础,在荀子那里,“性”主要是人的自然本能和本能欲望,在孟子那里,“性”却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,是人类先天具有的可以发展为善的道德根源。

“情”则是“性”感于物而产生的喜、怒、哀、乐的表现:《荀子·正名》:“性之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谓之情”。 朱熹《答徐景光》:“性之所感于物而动则谓之情。 ②”“性情”一词,最早出现在《周易》之《乾》卦中。

由于人们对“性”的含义有不同理解,而“情”又有个体的、社会的、合乎规范的(正)、不合规范的(邪)、适度的(发而中节)、泛滥的(淫)等等不同,于是人们对“性情”一词便有了千差万别的认识,也有了千差万别的评价。 于是诗学领域中“吟咏性情”也就成为一个歧义纷呈的命题。   一、吟咏性情:一个歧义纷呈的命题  “性情”这一概念进入诗学领域和“吟咏情性”这一诗学命题的提出,都始于汉代的《诗大序》:国史明乎得失之迹,伤人伦之废,哀刑政之苛,吟咏情性,以风其上,达其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。

故变风发乎情,止乎礼义。

发乎情,民之性也;止乎礼义,先王之泽也。

  在这里,“吟咏情性”与“以风其上”密切相关。 《诗大序》对此所谓“风”有阐释,说:“上以风化下,下以风刺上,主文而谲谏,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以戒,故曰风。 ”引发诗人“吟咏情性”的是“人伦之废”,“刑政之苛”,诗人因而“伤”、因而“哀”,它是一种社会情志而非一己之情,如此通过“风其上”而达到“达其事变而怀其旧俗”的目的,正如杜甫所谓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。 虽然“主文而谲谏”要求诗人的批评应该是委婉的,但“言之者无罪”则为诗人大开言路,解除一切顾虑和约束,大胆批评一切政治的、风俗的弊病。

此后“情性”一词成为汉代诗学中的常用语,如翼奉《日辰时对》:“诗之为学,情性而已。

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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